发生在三国末期、由司马昭策划并主导的曹魏灭蜀汉之战，虽然最终取得胜利，但随之而来的却是钟会与邓艾这两位功臣间的激烈内讧，最终演变成“二士争功”的悲剧性事件。这段历史经过后世《三国演义》的精彩描绘，已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故事。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司马昭之子晋武帝司马炎领导下的西晋灭吴战争中。战役告捷之后，两位主要功臣王浑与王濬之间再次爆发了激烈的纷争，险些重蹈“二士争功”的覆辙。两次事件的相似进程和剧情，不免让人深思：为何由司马氏主导的灭蜀与灭吴两次大战后，功臣之间总会爆发矛盾和冲突？
上图为司马炎（236年－290年），即晋武帝。
表面上看，钟会和邓艾的“二士争功”仅是两人之间的利益纠纷，但实际上，这反映出魏晋时期两个不同阶层权力斗争的深层矛盾。汉末到晋初是世家大族政治逐渐生成、发展并成熟的时代。三国时期，世家大族对于各方势力至关重要：刘表若无荆州蔡氏、蒯式家族支持，袁绍若无河北田氏、崔氏的撑腰，恐怕难以崛起。同样，颍川荀氏和谯沛夏侯氏对曹操，江淮顾氏与陆氏对孙权的重要性也显而易见。那时，政治人物多依赖家族关系入仕，代表的是家族利益而非个人职业发展，彼此关系更像是“带资入伙”，而非个人通过公开竞争上位。
上图为钟会（225年—264年），字士季，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市）人。
展开剩余84%司马氏集团也不例外。魏末晋初，支持、辅佐司马氏的关键人物几乎皆出自与司马氏世交深厚的曹魏名门大族。钟会正是颍川钟氏成员，其父钟繇与司马懿齐名，关系十分紧密。钟会兄长钟毓与司马师感情深厚，更因反对曹爽而成为高平陵政变的重要支持者，受司马师、司马昭兄弟厚待。凭借家族背景，年轻的钟会便官居要职，30岁时已成为司马师重要谋士，掌管军机，后来更被司马昭视为心腹，被称作“时之子房”，“当世与夺，无不综典”（《三国志·魏书·钟会传》）。
与大多数出身名门的魏晋重臣不同，邓艾出身微寒寒微。他本为襄城典农部属的屯田民，因才干被司马懿赏识而辟为掾属。尽管在抗蜀及关中战事中屡建奇功，但因出身低微，司马师兄弟始终不予重视，也不将他视为亲信。史书记载，邓艾有口吃，讲话时常“艾艾艾”说个不停，曾被司马昭当众讥讽：“卿云艾艾，定是几艾？”（《世说新语·言语二》），反映了司马氏对他的态度。
了解这些背景后，我们便能理解为何灭蜀主帅是钟会而非颇具军事经验、深受魏军爱戴的邓艾，也能理解为何司马昭要安排自己的主簿师纂辅佐邓艾，并让卫瓘持节监视邓艾的行动。
上图为邓艾（本名邓范，约197年－264年），字士载，义阳棘阳（今河南新野）人。
据史料，魏军原定灭蜀计划是钟会率主力从骆谷、斜谷攻取汉中，邓艾带偏师攻沓中牵制姜维，诸葛绪则率另一支偏师占领武街以阻断姜维归路。未料姜维动作迅速，突破诸葛绪防线，驻守剑阁，借地形对峙钟会。此时，邓艾本应率军与钟会合兵，共攻汉中，却擅自走阴平小道，翻越七百里山脉，一举攻占绵竹，击败诸葛瞻，成功迫降刘禅，立下灭蜀头功。
然而邓艾事后再度擅自行动，按照邓禹故事封拜刘禅为骠骑将军，太子为奉车都尉，诸王为驸马都尉。虽功绩显赫，却招来钟会不满和司马昭猜忌。司马昭特别派卫瓘告诫邓艾：“事当须报，不宜辄行。”（《三国志·魏书·邓艾传》），但邓艾未予理会，令司马昭更加疑虑重重。
上图为司马昭（211年—265年9月6日）。
借此机会，钟会、卫瓘、师纂联合奏报，指控邓艾“所作悖逆”，遂致邓艾被司马昭下令逮捕，押往洛阳。但须看到，邓艾的独断虽属战争时期的机动作风，实无严重过错，不应以“悖逆”之名下狱。
然而，邓艾非司马氏集团核心成员，身为世家大族的钟会、卫瓘异口同声控诉其反叛，司马昭便毫不迟疑下令拘捕。值得注意的是，灭蜀时钟会、卫瓘并未与邓艾同处一地，实际了解邓艾行为的师纂却与钟、卫一同诬陷，足见邓艾在司马氏权力结构中被边缘化至何种地步。
上图为《三国演义》中描写的卫瓘。
实际上，司马昭心知邓艾遭冤。邓艾被杀后，司马昭即派亲信唐彬巡视陇右，防止其旧部造反。即便如此，他既无意平反邓艾，且在钟会兵变身亡后，对邓艾的处置反而更为严酷。钟会虽被处死其子钟毅，钟氏家族余成员却凭与司马氏关系密切幸免于难，仍担任官职。反观邓艾，遭卫瓘冤杀后，不仅子嗣皆死，其妻孙辈亦被流放西域，境遇惨淡。
这场纷争中，司马昭不得不袒护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世家大族，因为这些人是其巩固权力、实现魏朝取代的根基。为维持司马氏集团稳定，纵使邓艾有巨大功绩，也只能“偏袒”大族。
上图为孙皓。
多年之后，因灭吴引发的王浑与王濬争斗，几乎是钟会与邓艾“二士争功”的重演。王濬自益州出兵，未依晋军整体部署听命于王浑节度，而是凭借顺流优势直取建业，迫降孙皓，赢得灭吴首功，引起王浑强烈不满。王浑出身魏晋名门太原王氏，父亲王昶与司马氏关系密切；王濬家族虽非寒门寒士，却与司马氏等曹魏大族无交集。王浑诬陷王濬悖逆妄为，朝堂几乎一致建议将王濬押回京审理。幸而晋武帝司马炎非昏君，仅下诏告诫王濬须服从指挥，不负皇意。
但司马炎虽欲“息事宁人”，仍无法阻止朝臣频频弹劾王濬。王濬亦清楚自身处境，行事格外谨慎，交际时常备警卫，生怕成为“第二个邓艾”。值得一提的是，东晋初期曾封赐开国名将后裔以笼络人心，而王濬后代却未获封，这或与司马昭严惩邓艾之事有关。
上图为东晋时期形势图。
综上可见，司马氏主导的灭蜀、灭吴之役在功成之后频频爆发“二士争功”的悲剧，表面上是功臣利益纷争，实则反映了司马氏集团核心世家大族子弟与出身微寒的功臣之间的矛盾。大族子弟相互抱团，排斥异类阶层，以保证家族势力长久不衰。
这种封闭式的统治阶级内部人才渠道，不仅削弱了西晋政治活力，导致多起“同室操戈”的悲剧，还为武帝身后灾难性冲突埋下隐患。
作者：林森
校正/编辑：莉莉丝
参考资料：
［1］《三国志·魏书·钟会传》《三国志·魏书·邓艾传》《晋书·文帝纪》《晋书·武帝纪》《晋书·王濬传》《世说新语·言语二》
［2］仇鹿鸣 《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
［3］谢文学 《颍川长社钟氏家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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